1月31日至2月2日，“廣貨行天下·中山百貨進上?！敝黝}促銷活動將在上海舉辦，攜中山智造優(yōu)品、特色風物與文旅魅力，續(xù)寫香山商幫與上海灘的百年佳話。百年來，上海與中山（香山）的交流延綿不絕、生生不息。今天起，本報推出廣東歷史學會副會長胡波系列文章，讓讀者重拾歷史長河中中山與上海的商海奇緣。
今天的上海，已是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chuàng)新的“五個中心”和上海制造、上海購物、上海服務、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全球性國際化的大都市，其高度開放包容的胸襟和追求卓越、不斷創(chuàng)新的精神，曾經一直引領著近代中國奔向現(xiàn)代化。
但是，絕大多數(shù)不了解上海過去的人不曾想到，1843年11月17日開埠之前的上海，雖然已是交通便利、人口約20萬的海濱縣城和商業(yè)重鎮(zhèn)，但上海真正成為“中外貿易之中樞”的國際大都市，還是在“南京條約”中被辟為通商口岸之后。上海開埠雖屬被動，卻意外地迎來了希望到這里實現(xiàn)人生夢想的中外移民，從開埠初的20萬人，到1949年竟達到近550萬人，成為名符其實的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曾是松江府的上海縣，正是在對外開埠、主動調適、開放包容、整合優(yōu)化、各美其美的原則和方法指引下，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可持續(xù)性的快速發(fā)展，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內竟發(fā)展成為中國多功能經濟中心，多門類文化中心，多樣性娛樂中心和舉世聞名的宜業(yè)、宜學、宜居的現(xiàn)代化大都市，享有“魔都”和“東方明珠”之譽。
上海的開埠之初，也是上海的開放之始。在上海開放、創(chuàng)新、包容三大品格中，熊月之先生認為開放最為關鍵。在他看來，開放對于上海來說，是自古至今一以貫之的品格，上海在近代之所以成為“魔都”，關鍵之點也在于此。正是有開放包容的品格，才能海納百川，集思廣益，激發(fā)人們的創(chuàng)造性和想象力，才能讓每一個來到上海的移民找到自己的“夢工廠”，創(chuàng)造自己的“新天地”。
而與上海同樣具有濱江環(huán)海的獨特自然稟賦的香山縣，有著比上海建縣更早140年的歷史和300多年與“西洋人”打交道的經驗，在鴉片戰(zhàn)爭后，隨著洋商的腳步，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條約口岸城市的洋行里充當買辦，成為“早期溝通中西的橋梁。上海的興盛，除了原住民的貢獻，移民發(fā)揮了重大作用。新的移民雖然來自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安徽等省，但“廣東人可以說是上海建設的導演之一”。而廣東人中又以香山人為最早投身于上海的開放和變革，“他們在上海開埠以后即來上海，當買辦，興實業(yè)，相當一部分人成為上海工商界成功人士?！?/p>
年輕時出外經商、歷游東南諸?？诘南闵饺诵鞓s村，1843年后來到上海，在寶順洋行當買辦，經營絲茶生意，非常成功。1851年倫敦舉辦第一屆世界博覽會，他將自榮榮記七里湖絲12包寄往倫敦參展，獲博覽會“制造業(yè)和手工業(yè)”獎牌，被譽為“世博會中國第一人”。
少時在澳門和香港讀書，英語讀寫比英國人還純正的香山人唐廷樞，也于1858年來到上海，不久入怡和洋行任買辦，成為怡和洋行的舉足輕重的人物。1873年任輪船招商局總辦，1876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宏遠貿易公司，經營絲茶海外貿易，成為上海茶葉和絲業(yè)公所董事。還與同鄉(xiāng)徐潤等人在上海創(chuàng)辦仁河保險公司，開華商保險業(yè)的先河。隨后，籌建開平煤礦，興建鐵路和水泥廠，經營礦業(yè)和商業(yè)，成為晚清中國杰出的洋務企業(yè)家。
徐潤也受叔父輩的影響。1852年到上海寶順洋行當學徒，1856年升為買辦間副帳房，1861年升為副買辦，兼營寶源各貨號。1863年后，投資房地產業(yè)，一度擁有房地產達3200余畝，所建商業(yè)住房每年收租達12.29萬兩銀，是著名的“地產大王”。1868牟自設寶源祥茶棧，經營茶絲、煙葉等貨物，成為上海有名的富商。1873年后受李鴻章委派為上海輪船招商局會辦和開平礦務局會辦，致力于航運業(yè)、礦業(yè)、保險業(yè)和實業(yè)，并在上海創(chuàng)辦同文書局，石印二十四史及《古今圖書集成》。1904年上海商業(yè)會議公所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徐潤受清政府的委派，成為該會的首腦人物之一。
香山人鄭觀應同樣受同鄉(xiāng)和父輩的引導，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后，奉父命到上海，入新德洋行，跟隨叔父鄭秀山學習業(yè)務和英語。1859年入英商寶順洋行工作。1868年與人合辦和生祥茶棧。1872年入太古輪船公司任職，直到1880轉入官辦企業(yè)，參與經營管理，曾任上海機器織布局襄辦、會辦、總辦，上海電報分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漢陽鐵廠總辦、粵漢鐵路公司總辦等職。他熱心西學，主張變革圖強，如他自己所說：“初則學商戰(zhàn)于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zhàn)”。著書立說，鼓吹“兵戰(zhàn)”不如“商戰(zhàn)”，其《盛世危言》成為宣傳晚清變法革新的代表性著作，他也被譽為“晚清全面開眼看世界山第一人”。
青年時期在美國加州謀生，憑其“英語教育和對西方行為方式的熟悉”，為維護華工權益而與州長面對面談判的唐廷植，1861年回國，在江海關任通事。1870年進入上海英商怡和洋行，1873年接替其弟唐廷樞在上海怡和洋行買辦職位。1881年投資上海榮泰駁船行、上海申光電燈公司及中英合資中國玻璃公司等外商企業(yè)。他還積極參與上海城市公共事業(yè)建設，促戒自來水進入上海縣城，設立中國工學學校，開辦慈善機構，多次出面與上海租界當局交涉華人權益問題，成為上海華商中的頭面人物。
開埠后的上海，不僅給具有經商頭腦和中外商貿經驗的香山精英提供了拓展事業(yè)的舞臺，而且也為眾多的香山人移居上海創(chuàng)造了機會。近代中國時期的香山人，稟承香山文化的開放創(chuàng)新精神和務實進取的品格，敏銳地看到了通商口岸的發(fā)展前景，不失時機地與西方人同往上海。他們利用與西方人的長期合作關系，發(fā)揮其“半通夷語”和熟悉中外商貿業(yè)務的優(yōu)勢，因家庭、宗族、鄰里、姻親等關系，互相牽引，像滾雪球一樣，移居上海的人數(shù)越來越多。徐潤、唐廷樞、鄭觀應家族成員就是在上海開埠后，在家人和族人的牽引下，先后進入洋行做買辦、或在洋場經商、或在官場做官的。
徐氏家族的買辦生涯肇始于徐潤的伯父徐鈺亭。他早年在澳門經商，與英商寶順洋行的合股人必理關系密切，上海開埠后隨必理來到上海，成為寶順洋行的上海買辦。不久，徐潤的叔父徐榮村也成為寶順洋行的上海買辦。他又引薦了侄子徐潤和徐蕓軒入寶順洋行工作。徐潤又陸續(xù)引薦族人和同鄉(xiāng)入洋行充任買辦。1875年徐潤在滬舉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腦臣、笏臣、贊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齋等人，其家族在滬人口之眾由此可見。唐廷植、唐廷樞、唐廷庚、唐杰臣、唐紀常、唐國泰均在上海營生。鄭觀應的叔父鄭秀山、大哥鄭思齊、三弟鄭思賢、四弟鄭官桂、五弟鄭翼之，以及他的子侄等，大多在上海洋行任職。除了以徐潤為代表的徐氏家族、以唐廷樞為代表的唐氏家族和以鄭觀應為代表的鄭氏家族，在上海灘的洋場、官場、商場上闖蕩之外，還有不少香山商人和官員在開埠初期的上海社會里打拼。怡和洋行的買辦林欽、寶順洋行的副買辦曾寄圃、一度做過寶順洋行買辦的容閎，以及買辦起家、做過上海道臺的吳健彰和上海知縣葉廷眷，以及上海小刀會首領劉麗川，都是活躍在開埠初期上海社會中的頗有影響的買辦商人和政治人物。
雖然在19世紀70年代后，隨著江浙地區(qū)的買辦商人的崛起和洋務運動的次遞展開，香山買辦商人群體在上海受到江浙買辦商人的挑戰(zhàn)，但香山人在開埠初期的上海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仍然不可動搖。一方面，香山人以其特殊的方式方法，改變或影響著上海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另一方面，香山人又受變動中的上海社會政治經濟之制約和文化教育之輻射，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其成敗得失已經與上海這座城市的生長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在長期的磨合和調適中，香山人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自己成為上海城市中的一個在地者和建設者。在近代上海城市的形成與發(fā)展的關鍵時期，香山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出色表現(xiàn)。使開埠初期的上海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香山文化的烙印。
（胡波 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廣東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級訪問學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聯(lián)原主席）
編輯 曾淑花 二審 王欣琳 三審 岳才瑛
